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问题、挑战与建议

【摘要】：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本文围绕生态系统、水资源、水环境、环境风险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存在的问题，阐明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难点与挑战，提出了建立协同攻关平台、科学诊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因、统筹推进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1]，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着眼长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9个省（区），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做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纲领性文件和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等文件的印发，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提供了方向和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沿黄9个省（区）党委和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黄河流域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7.5%，同比提高了5.6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2.3%，同比降低了1.5个百分点[2]；黄河干流水质持续改善，首次全线达到Ⅱ类水质[3]。黄河源头、黄河三角洲等区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1992—2022年，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鸟类物种数量由187种增加到371种[4]。黄河源区退牧还草还湿等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有效遏制了三江源地区草原退化、草地沙化的趋势。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仍面临着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压力依然较大。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和五大沙漠沙地，生态本底脆弱，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近1/3，3/4以上区域属于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5]。黄河上游位于高寒、高海拔地区，高原冰川、草原植被、湿地生态极易遭受破坏，修复和恢复难度大。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河源区永久性冰川雪地面积减少了52%，湿地面积萎缩了20%，草地面积减少了5.5%[6]。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黄河50%以上的径流量来自上游区域，但90%以上的泥沙源于中游区域[7]。这导致黄河水沙关系不协调，下游泥沙淤积。黄河河道是多种鱼类的栖息地，同时也是鱼类洄游的重要通道。黄河下游河流廊道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严重降低，河口三角洲天然湿地萎缩50%[6]。黄河鱼类物种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25种减少到2018年的47种[8]。黄河河口的主要经济鱼类及重要标志性洄游鱼类刀鲚（Coilia nasus）濒临灭绝，达氏鲟（Acipenser dabryanus）和香鱼（Plecoglossus altivelis）等珍稀种类也已近乎绝迹。

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流量保障不足

黄河流域以全国2%的水资源支撑了全国12%的人口、15%的耕地和14%的经济总量[9]，水资源短缺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黄河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647亿m3，不到长江的7%，但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80%，远超40%的生态警戒线[10]。在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下，黄河流域的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总量大且用水效率不高，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发达国家高出1倍，农业水利用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低30%，再生水利用率不足10%[11-13]。生产生活用水对生态用水挤占严重，流域生态环境补水占比仅为7.7%，干流生态流量低，部分支流生态流量不足，13条主要一级支流中有7条出现过断流[14]，汾河、沁河、大黑河等支流断流严重，生态流量的不足造成黄河生态系统退化和流域水环境持续恶化。

入河污染物超载严重，干支流水质改善不同步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偏重，布局不合理，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较多，对黄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水环境造成较大威胁；流域污水收集处理管网不健全，雨污混流、溢流等问题突出；大中型灌区农田退水污染严重，污染治理欠账较多。黄河流域承载了全国约6%的废污水排放量和7%的COD排放量[15]，废污水排放量占现状径流量的8%左右[16]，且近30年排入黄河的废污水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纳污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矛盾尖锐，流域水污染形势严峻。虽然干流水质改善明显，但黄河总体水环境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在部分支流，尤其是流经城市的黄河中游，仍存在劣Ⅴ类水体。在汛期，河流污染强度加重，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产业倚能倚重，生态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基地，煤炭产量约占全国的70%[16]，煤化工行业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80%[14]，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的7个新能源基地中有4个位于黄河流域，流域产业以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即倚能倚重问题突出。在上中游部分地区，煤化工、焦化、有色金属冶炼、钢铁[17]等“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企业沿黄河干支流集中分布，干支流沿河1km范围内有较多风险源，企业治污设施、环境监管及沿河污染预警水平等尚未完全达到绿色发展要求，流域水环境风险防范压力大。根据2021年数据，黄河流域9个省（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量分别占全国的47.2%和42.5%[18-19]，大量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以填埋或入库等形式处理，环境风险隐患日益严峻。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仅黄河流域就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1500余万亩（约合100万hm2），占全国总量的近50%[20]。部分有色金属矿区历史遗留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多，解决难度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挑战

黄河流域的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要彻底解决表象的问题，就要顺应自然属性，尊重自然规律，全流域统筹兼顾、协同治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治理能力较弱，上下游、干支流水质改善不同步，尚未形成“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流域要素协同共治，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格局，治理模式仍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此外，当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相关领域科技力量和科技资源相对分散，组织、技术、数据、信息共享存在壁垒，集中攻关啃“硬骨头”的能力不足，难以形成强大科技合力。

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本底不清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必须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全面掌握流域生态环境状况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目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基础性研究工作较少，流域内污染底数、生态环境本底、风险隐患和环境承载力仍不十分准确，新的水沙变化形势下的流域水生态退化成因和演变规律尚不十分清楚，流域水循环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机制还不十分清晰，加之缺乏明确的生态修复标准，这些情况难以有效支撑科学决策和精准施策。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偏低，保护和发展的矛盾突出

黄河流域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差距明显，整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生态环境若持续超载负重，极易形成贫困与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偏重偏粗，产业倚能倚重、低质低效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以能源化工、原材料、农牧业为主导的特征明显，工业企业绿色化水平偏低，生态园区、特色农业等绿色产业发展缓慢。长期形成的“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的偏重偏粗经济模式，导致资源开发、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矛盾突出。如何在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上，科学构建“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绿色发展方式，是亟待深入研究的关键需求。

协同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敏感、水资源短缺、水沙不平衡、水—土—固复合污染、产业倚能倚重等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亟须加强科技支撑，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解决流域性、区域性的复杂生态环境问题。然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科技资源相对分散，存在科研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实用性不强，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攻关等问题，需要建立黄河流域协同攻关平台，组织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的科技攻关团队，系统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推动黄河流域污染治理范式从“片段化、切块式”向“协同式、整体性”转变[21]。建议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扩绿增容、三水（水环境、水资源、水生生物）统筹管控、水—土—固跨介质多要素协同治理、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智慧感知决策等重点领域和重大关键问题，发挥黄河流域协同攻关平台作用，取得一批关键性科研成果，在黄河流域城市区域开展应用实践，全面支撑黄河流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科学诊断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实现精准施策

结语